鲁迅可以称为批评家吗？

鲁迅是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他的作品是批判主义，对封建社会以及人性黑暗面的批判。他抨击了当时的社会封建制度以及封建思想，抨击了民族的劣根性，虽然他当时没有上战场，但他是精神世界里的战士，以笔杆为枪，誓要唤醒浑浑噩噩的国人，唤醒“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艰辛的求学路,奠定了鲁迅的写作基础。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和读者、研究者。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他的文章常常针对社会的蔽病和当时统治者的腐败进行揭露和鞭挞。但不能据此称他为批评家。批评家更多的指的是对文艺作品的批评，主要是对艺术作品发表看法，提出不同意见。鲁迅很重视批评，认为救治学术的颓运，“必须要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如果连较好的也没有，那就“还是请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急。他还指出，学术界需要的，是“坚实的，明白的，真正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一光理论的批评家。”由此可见，称鲁迅为批评家是失之偏颇的。

拿来主义作者是？

鲁迅

《拿来主义》是鲁迅通过嬉笑怒骂、妙趣横生的语言形式撰写的一篇杂文。鲁迅写作这篇文章时，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政治极为黑暗、斗争极为复杂的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加深了对我国的侵略，而当时中央政府却奉行“不抵抗”政策，以全部力量投入了“围剿”红军的反革命军事行动。他们一方面不断对日妥协，一方面为在文化上实行专制统治而大力推行“尊孔读经”和“新生活运动”。在当时的形势下，鲁迅写了许多杂文，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包括军事侵略和文化侵略）和反动当局卖国投降，更在文化战线上积极作战，对许许多多具体事情（具体的人、事、作品、思想及种种问题）作出了及时的反应。

《拿来主义》的作者是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他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毛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鲁迅的主要代表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华盖集》等。

为何鲁迅骂胡适，他从不回应？

鲁迅与胡适的交往，从鲁迅的日记看，是始于1918年，而来往较多的是在1923年和1924年。1924年以前，他们从相识到友好，是朋友；1924年以后，他们政治观点上有所不同，又因了胡适的“高升”，他们日见疏远，关系日趋恶化。此后，鲁迅时不时或直接或间接地批评胡适，在鲁迅生前，胡适则一律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

在五四运动兴起之前，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期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鲁迅与胡适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共同的主张，即：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此外，他们在文学、学术实践上也有很多共同点和互补之处，他们的步调是一致的。在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或是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并作进一步的阐发；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论述。

鲁迅与胡适分歧的第一次具体表现，是对《新青年》“双簧信”的不同看法。当时，《新青年》同人“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刘半农语），他们从斗争策略着眼，导演了一出“双簧戏”，激怒了封建卫道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封建主义守旧派短兵相接的斗争由是展开。胡适作为《新青年》的编辑之一，对“双簧信”的内幕自然是清楚的，但很不以为然，视之为“轻薄”之举，并以为“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并不值得辩论。但鲁迅的态度则相反，鲁迅认为此举无可非议，因为“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过，他们的分歧并没有公开化，也没有发生冲突，属于各说各的。

鲁迅和胡适之间，还有一个关于“整理国故”的不同见解。1923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胡适更系统地宣传了他的“整理国故”的主张。胡适劝青年“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到了1925年，胡适走到了爱国学生的对立面，以进研究室“求学”为借口，反对学生运动。

1922年5月，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召见胡适。溥仪召见胡适这件事的当时，鲁迅并没有什么评论。到了1931年底，蒋介石召见胡适等见诸报端时，鲁迅才旧事重提，予以挖苦。

鲁迅“骂”胡适，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对日本入侵的态度问题，而所谓“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一直成为胡适“卖身投靠”的一条罪状。

此后，鲁迅在多篇文章中，以此为根据，臭骂了胡适，说他为日本侵略者献策。比如，1933年3月26日《申报·自由谈》以“何家干”的笔名发表的《出卖灵魂的秘诀》（此文乃瞿秋白所作，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将其收入《伪自由书》）一文中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此外，在《花边文学》的《算帐》一文，《且介亭杂文》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且介亭杂文二集》的《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一文，都提到了“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问题，鲁迅给予了不留情面的抨击。

1933年3月15日，鲁迅写了后来被收入《伪自由书）的《“光明所到……”》一文，批评胡适为国民党监狱涂脂抹粉的行为。

鲁迅逝世后，胡适多次谈到了鲁迅。这些评论，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政治偏见，即便这样，也还有一些客观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