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英在读者上刊登过的文章？

我怕会忘记他 刘若英 　　他就住在我家前院的那间小房间里，一进大门，穿过院子，进来的第一间。

什么人来来去去、进出我家，都必须经过他的窗口。易副官很瘦，又黑，三分头，却掩不住灰白交错的发色，小时候我说他像猿人。他常常就是叼根烟坐在他那小房间的窗口，竖着耳朵等着我公公的指令。　　人们喜欢说小孩子单纯，但我从来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单纯的例子。我从小就知道，易，是可以欺负的。既然可以欺负，我就不会放过他。他不会去告状，也不会生气，不会报复，更不会记恨。甚至可以说，我想要什么，他都尽量满足我。以至于我闯了祸，他的任务就是尽量帮我隐瞒。　　易走了以后，我常常很怕自己会忘记他，毕竟，我懂事的时候，他已经是很老很老的人了。我能知道多少他的心情？我能记得他多少？但后来发现，我越往下活，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越鲜明。　　他跟着公公多久了，没有人算得清楚。传说曾祖父时代，还不到“民国”的时候，他十三岁就在湖南老家担任所谓“家仆”。而后我公公去上学，他的职务就变成书童，每天跟着公公去学堂，旁边一站就是一上午，等着公公放学，然后再安全地把公公送回家。黄埔军校开办，公公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决定从军。那年，祖父只有十四岁，根本不符合从军的最低年纪，但公公还是谎报年龄上了黄埔。于是，易，就也跟着去从军。即使“少爷”起了爱国心，热血沸腾的要报效国家，“易副官”的责任还是没有变。公公报效国家，易副官报效的是我公公。　　离开黄埔后，公公去了俄国念书，易无法跟去，就在家乡等他回来。公公留学回国，生了我爸爸，他就成了我爸爸的保姆，我叔叔诞生，他就变成了我叔叔的保姆；后来公公撤退到台湾，家里有了姑姑，当然他就是我姑姑的保姆。一直到连孙少爷孙小姐都长大了，易，摇身一变，又成了家里掌厨的。这倒不奇怪，因为只有他能做出一手地道的湖南家乡菜。从小，我便当里的菜都是他给准备的。他的晒腊肉、他的糖醋排骨，都是一绝，也都是我自此没有再品尝过的味道。　　我搬来跟祖父母住的时候，我三岁，他六十八岁。从那一天起，他的新任务，就是当我的保姆。　　小时候，可能因为安全的考虑，家里几乎不让我跟附近的小朋友玩。也因为自己家有院子，所以我的游乐场就是完全建立在这个当时觉得很大的前院里。而我最重要的玩伴，就是这位已经七十好几的“易”。　　记得第一次打羽毛球就是他陪着我，他穿着拖鞋，我因为他没能把球打到我面前而生气地摔球拍，过去踩他的脚，然后骂他说：“你根本就不会打球。”他的桌上永远有一个装满糖果跟零钱的透明玻璃罐。我会爬上他那张破旧的藤椅，望着那个罐子，然后他就会打开，给我两颗糖。等我吃完，他就把包糖的纸仔细地折起来，中间打一个结，做成一个个穿蓬蓬裙的小公主，然后逗我说，那就是我。我当时觉得他无聊透了，这个招数用了那么多年也不换一下。就像他每次都用两根大拇指各自弯曲，然后接起来，跟我说他的大拇指可以分开——鬼才相信。　　另外一个第一次，就是我从那个糖罐子里偷钱，原因是我想跟同学去学校巷口的那家杂货店抽奖，另外，我还想吃一种会弄得满嘴红红的芒果干。后来听姑姑说，家里所有的小朋友都是从那糖果罐下手。也许，易，是故意把钱放在那里的。　　我的公主床头后头是一个小小窗户，每天早上我不需要闹钟，易，会在那个窗口后头问我，今天想吃什么早餐啊？咸面包？菠萝的？还是肉松的？还是稀饭？烧饼？通常他还没有念完，隔壁的窗口就会出现一个声音——我婆婆，“易副官，不准那么宠她，哪有每天问的！”即便如此，他还是每天都这样问，然后我才起床。　　家里不准我们吃摊子上的小吃，嫌不卫生，我总是羡慕同学可以随意坐在路边吃蚵仔面线跟刨冰。有天趁婆婆不在家，我就叫他在巷口把关，大剌剌地坐在摊子上吃起面线。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很不到位的安排。　　我看着老板用着浅浅的碗，舀进稠稠的面线，撒上香菜跟大蒜，然后抖着手端给我，确实，老板的大拇指都伸进面线里了。但卫生不重要，可以突破禁忌才是重点。就是这么巧，婆婆搭着车进巷口回家了。易副官见到了，但他的行进速度怎么比得上汽车？我才刚想说再来一碗时，一只涂着蔻丹的手已经把我拎上车了。我回头找易，只见他追着车子跑，满头大汗。　　我的小学就在我家后头，走路十五分钟的距离。他每天接送我上下学，就像他当年陪公公去学堂一样。因为他为我所做的事是如此地理所当然，我从来不会珍惜，只抱怨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小朋友自己背书包，而是他帮我提着。有几次，我都故意一放学，在校门口，把书包一丢给他，跑着回家。以他的年纪，再加上脚上那双黄色的塑胶拖鞋，理当我会比他先到家。接着公公听到门铃声就会说：“易副官没去接你吗？”我就会说：“不知道，没看到。”小孩子事实上是不单纯的。真想用一下小叮当的任意门，回到那个时候，把当时的我毒打一顿消消气。　　我现在脸上留有的疤，也跟易有关。那年我七岁，跟着婆婆去朋友家打麻将，因为婆婆盘算着我三点的钢琴课就在牌友家的正对面，走路两分钟距离。眼看着三点就到了，公公一通电话过来说，已经叫易过来带我走过去。婆婆说，才两分钟的路，英英应该可以自己过去。但是爱孙心切的祖父说什么也不肯。于是我坐在院子里等易，手上拿着点心，动弹不得。婆婆的朋友家有一条狗大概是看中了我手上的点心，一口扑了上来。只听见我一声惨叫，左边眼睛正下方被狗狠狠地亲了一下——缝了二十八针。据说，当我惨叫声起时，挂钟正当当报时三点整，而门外站着的易，正准备按铃。　　爸爸是船长，跑远洋的，两三年才回来一次。我嘴上从来不提爸爸，因为他实在太遥远了。我对他的印象有时不是脑海里的，而是照片上的。但是每每听说他要回来，我就会穿上我最喜欢的衣服坐在院子里，呆呆往门口望着。易，总会走过来无声地拍拍我的衣服，帮我把皱褶拉平，像是能看穿我的心意。　　终于，那帅气的船长爸爸回来了，全家围坐在餐桌前，听他说着国外的奇闻轶事，虽然我完全听不懂，灯光还是显得出奇温暖。婆婆告诉他说，易帮我买了辆自行车。瞬息间，爸爸突然翻脸，像是忽然想到要行使他做父亲的责任，说不可以。他的说词是：“第一，危险；第二，不可以宠我。怎么可以小孩要什么就给什么。第三，就算要买也不能是易买。”他立刻叫家里佣人把车丢出去。我突然吓坏，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哭了起来。是因为我将失去得来不易的自行车，或是爸爸终究破坏了我对他的美好等待，我现在已不复记忆。　　就在爸爸无休止大发雷霆的时候，突然易的声音从屋外出现了。他隔着纱窗大怒说：“你小时候就多乖啊？还不是成天跟人打架？你就会骂，孩子你带过几天？” 　　爸爸住口了，因为他知道，易说的都是事实，毕竟易也是他的保姆。　　没几天，爸爸又离开了，我的自行车也被偷了。　　我想易应该知道我是叛逆的。小时候我除了整他，不太爱说话，常常对着窗外发呆，他也从来不问我在想什么，只是搬张凳子也陪着我坐在那里，安静无话。最多抽根烟，然后咳嗽。　　我一直不知道易的身体不好，我只记得他老咳嗽。大家说他是抽烟抽太多。有天早上他送我去学校后，说去看病，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当时以为他只是需要休息几天。然后，婆婆带着我去一个肺结核的医院，她说易住在里面，但不让我进去，说怕传染。那个下午，我等在外头，踢了好久的石头，很想哭。　　再两个月，一个暑假天，我躺在易副官那张铺着凉席的床上，光着脚丫。糖罐子里的糖都快吃完了，他还没有回来。他是那个下午走的。　　他的桌上，除了糖罐，还有一样东西，易常常望着它发呆。那是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留着长发。我问过他，他说是家乡的媳妇。两个人似乎没有见过几次面就结婚了。然后，他就来了台湾。他说得很平静，然后转过身去把床垫翻过来给我看，藏着一叠叠扎好的十元大钞。他说很快他就会回去，到时再和她过好日子……对当时的我，这种话题没多大意思。多年后，我常在香港机场转机时，看见那些老荣民身上背着一包包的东西准备回乡，脸上有着疲惫和期盼。我会很感伤，感伤“易”没能等到这一天。　　易在我家服务了四代人。我不能替他说他是“无怨无悔”，但牺牲奉献的概念是他教给我的。时代耽误了他，甚至可能糟蹋了他，但也许惟有这种阴差阳错，能向我们展示极致的忠诚和美。易出殡的那一天，我们全家带孝，我公公带着全体老老小小，下跪向他磕头。他是家仆、是书童、是副官、是管家、是保姆、是大厨，是我永远的亲人和老师。也许我有幸，哪辈子也能当上他的保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