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鲁迅，巴金，沈从文，郭沫若，怎么排？

各个时期排法不一样，起初是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朱自清（？），沈从文。

。。后来郭沫若逐渐往后靠，人们不大提他是什么旗手了，褒贬的争议太大，我家里就一人一说法，极端的，中间派，都全了。除了鲁迅位置绝对不变，老舍，巴金，曹禺等人的排序相对不变，其他不同时期或有参差。

如何理解沈从文在散文中对鲁迅的评价？

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该谁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鲁迅通讯《复吕蕴儒》）

此节虽是通讯，但议论之深入，文字的曲折生趣，实在可以给人理智和情感两方面的启迪（现今的许多杂文，实在应该留意学习鲁迅对文字的讲究和喜爱）。

第二节，聂绀弩引了鲁迅名文《论讽刺》中的文字：

假如你到四马路去，看见雉妓在拖住人，倘大声说：‘野鸡在拉客’，那就会被她骂你是“骂人”。……但事实呢，却的确是‘野鸡在拉客’，不过只可心里知道，说不得，在万不得已时，也只能说“姑娘勒浪做生意”，……这才不是骂人……

鲁迅这段话的意思是，有时所谓“骂人”，其实不过是写实，是道破真相而已；对于社会恶现象，有时是常常需要揭破遮掩的“骂人”手段的。

对于沈从文说鲁迅“冷嘲”，聂绀弩引了鲁迅《什么是“讽刺”？》中的一节：

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这便是所谓“冷嘲”。

那么，怎么来证明鲁迅不是自己文章中所说的“冷嘲”呢？聂绀弩又反转来引沈从文的文章：

沈先生就说鲁迅“态度积极”，作品“感慨沉痛”。既然态度积极，就不是毫无善意和热情；既然感慨沉痛，就不是读者得到的只是不足取，无可为——也就不是冷嘲。

用别人的文字来反证别人的误判，聂绀弩可称是继承了鲁迅衣钵之高手。

至于说鲁迅“厌憎”、“憎恨”，聂绀弩引用了鲁迅当年专门针对沈从文的《七论“文人相轻”——两伤》文中的一节：“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聂绀弩在这里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议论：“说鲁迅的作品里有很多憎恨的感情……我个人是并不抱什么反感的。”为什么呢？“以为爱与憎只是绝对相反，而毫无相成之处，似乎不算知言。”由此申说开去：“有所爱，就不能不有所憎；只有憎所应憎，才能爱所当爱。”无论从当时或今天看，聂绀弩的这段话，都是理解鲁迅文章中“冷嘲”和有所“憎恨”的人应予特别体会的。

文章末，聂绀弩带有总括性地表述：“我们常常说：鲁迅一生的历史就是战斗的历史，其实只说了一面，就另一面说，鲁迅的历史就是被‘社会’围剿的历史。”这就把鲁迅文章背景介绍清楚了。把这两面结合起来，鲁迅文字，包括“骂世”、“冷嘲”、“憎恨”等种种情态，就可以有清楚的现实基础可以解说了。聂绀弩在桂林写作发表的文字，也许沈从文当时并没有读到，但是，沈从文在这一时期，还专门写有《学鲁迅》一文，以别致的文笔和思路又对鲁迅做了种种阐释。他从主要方面说：

鲁迅先生贡献实明确而永久。分别说来，有三方面特别值得记忆和敬视：

一，于古文学的爬梳整理工作，不作章句之儒，能把握大处。

二，于否定现实社会工作，一支笔锋利如刀，用在杂文方面，能直中民族中虚伪，自大，空疏，堕落，依赖，因循种种弱点的要害。强烈憎恨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

三，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二十年文学主流。

至于对工作的诚恳，对人的诚恳，一切素朴无华性格，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

这样的评述，从一个有相当创作成就的作家口中说出，应当说是领会深刻的。从内容看，将鲁迅的古籍整理、杂文小说创作都充分估价了其成绩。值得注意的，是说到“一支笔锋利如刀”的杂文时，有“强烈憎恨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的认识。这是否是沈从文教学中重读了鲁迅杂感后的新领会，不得而知，不过却恰恰照应了聂绀弩的辩驳文字。沈从文在行文时，间或有偏执带情绪的一面，但是，他的领会力实在相当高明，也能够随时补充自己的不完善见解。

述及鲁迅为人的几句，着实令人感动。“对工作的诚恳，对人的诚恳，一切素朴无华性格，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这就更全面了。当时许多人以为鲁迅“偏狭”，就连沈从文亦说他“愤激”、“骂世”云云，可沈从文却同时看到了鲁迅的“诚恳”和“素朴无华”，这是高人一等、超越一般情绪的深见解。

其实鲁迅亦是如此。虽然他对沈从文时有看法，但在1933年2月与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这样说：“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茅盾、丁玲女士、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将沈从文排入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现的“最好作家”之列，鲁迅是眼光精确同时心怀阔大的。

我们有时较多注意到作家间的相互争辩，却不大留意他们间的相互理解甚至欣赏。用聂绀弩的话说，未注意到事情的“另一面”。将这两方面综合起来，我们对文坛及文艺家间的热闹论争，看得也许会平衡一些。

虽然经过一番辩驳，沈从文与聂绀弩之间倒并没有生出什么严重结果。沈从文弟子汪曾祺在沈从文的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代序言中，恰好谈及于此：

沈先生的挨骂，以前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对他的大骂，大概有三次。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从桂林发动，有几篇很锐利的文章，我记得有一篇是聂绀弩写的。聂绀弩我后来认识，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后来也因黄永玉之介去看过沈先生，认为那完全是一场误会。聂和沈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毫无芥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