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友人论学书分段？

全文分为四个自然段，第一段为全文的立论; 第二、三段都是驳斥当今学者的治学态度的，但前者着重从治学的目的，后者从处世的态度上进行批评。最后一段进行总结，正面提出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的主张。

在第一段里，“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 ，是书信的套话，行文并无罗嗦，从表示对 “问道” 的谦虚一下子转入正文，没有一般的寒暄。

“论学” ，这是古往今来的许多学者常常讨论的题目，它不仅是一个读书学习的问题，所以顾炎武首先从谈治学的目的入手：

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

他从破中来立，首先表示了与时下的学术风气不同的态度。“为学” 而“言心言性” ，这是顾炎武所不赞成的。作者矛头所指的，是陆王心学给后世带来的影响。南宋的陆象山和明中叶的王守仁把宋代理学的以“理” 为本体的哲学体系发展成为以 “心” 为本体的体系，使之更系统化、周密化和条理化，提出 “天理” 就存在于我心之中，“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只是人们 “不能不昏蔽于物欲” 而不能体现其本性，所以又提出了 “致良知” 的主张。具体的办法，就是 “须学以去其昏蔽”(见王守仁《传习录·答陆原静书》)。他们提倡以个人的修养去获得“道心” ，战胜充满物欲的 “人心” 。这一学说，在王守仁以后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也就是顾炎武在这里所慨叹的 “百余年以来” 学术界的风气。他们以纯思辨的形式，讨论“性” (本性)、“命” (天命)存在的形式，讲求个人的修身养性，而置国家民族的危机于不顾。而顾炎武的批判，是从儒家的本义中去发明它的本质，从孔孟的学说中把它们剥离出来，使之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样也就达到了立论的目的。下面，我们且看顾炎武论列的依据：

第一条： “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按照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的解释为“利益、命运与仁德三方面的问题，孔子(主动)讲起的次数很少。”

第二条： “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论语·公冶长》：“子贡曰： ‘夫子之文章，所得而闻也;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 子贡从未听说过孔子谈性与天道的问题。

第三条： “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论语·子路》：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认为读书人的言行中要讲求一个“耻”字。

第四条： “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论语·述而》：“子曰：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 孔子自己说他不是生而知之的人，而是喜欢古代的文化，用勤奋敏捷的态度去求得的。用这一条来批驳对方空虚不学的作风。

第五条： 王学的弟子好作危微精一之说，这一说法，出于《尚书·大禹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意思是“人心” 总是充满了一切欲望的，所以不会安定; “道心” 充满了义理的思想，但却很玄妙，要真心诚意，不偏不倚，都不能过分。据说这是尧传舜，舜传禹的话。但顾炎武却举出《论语·尧曰》里的一段话来批驳。他说《论语·尧曰》记载尧向舜传告的话中并没有讲前面 “危微精一” 的一番话，而只讲了 “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孔子很重视保持不偏不倚的正确，特别说到如果天下四海都陷于穷困的话，那么上天赐给你的统治权就会永远终止。证明了王学弟子所追求的 “危微精一” 之说的不可靠，更不是孔子所提倡的，相反的，孔子倒是关心国计民瘼的。

因为《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行的权威经典，所以顾炎武摆出其中的言语作为论据，既充分驳斥了心学的虚伪空疏，又借以树立了自己的观点，具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但作者的论析并不到此为止。针对心学的崇尚空谈而不务实际的学习，他又从《论语》等经典中列出四条论据，来论证学习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第一条是《论语·宪问》的 “下学而上达” 。学习要不惜刻苦，脚踏实地，从初步学起，才能通达高深的顶端。

第二条是《论语·子罕》的 “颜渊喟然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 说明孔子重视教授各种知识，使学生知识广博而不钻牛角尖。

第三条是《中庸》里孔子回答鲁哀公问政的一段话： “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孔子认为是非善恶都分不清楚，谈不上诚身修性，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先之以博学” ，要用广博的知识来培养明辨善恶是非的能力。

第四条是《论语·子张》里子夏所说的话：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广博地学习，专诚的目标，切实地提出问题，脚踏实地的思考，四者互相关联，都是要加以重视的。

以上为第一段，文章举孔子的言论来证明当时士人空谈性命之学不是真正的儒学。作者从 “行己有耻” 和 “好古敏求” 两个方面说明治学要把正确的目标和正确的途径与方法结合起来。

第二段重在以 “今之君子” 与古圣贤作对比。首先是态度的不同，他们 “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 ，这是沽名钓誉。其次是方法上，他们 “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 ，这又违背了孔子的 “博我以文” 的博学主张。再次从治学的目的看，他们“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 ，这又是违背孔子所说的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的话的。通过对比，显示出他们的教义与儒学的真谛的根本不同，作者并借用《论语·子张》里的 “譬诸草木，区以别矣” 一语来愤怒地指责他们是物以类聚，最后，又以不无讽刺的口吻说他们的主张和做法 “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 表示了作者的主张与他们的判断不同。

我们知道，一个学派的学术思想不会总是停止不前的，儒家学说被后代的人作出种种的解释，说明他们为着自己的需要，总是在发展着或改造着原来的学说。汉儒是如此，宋儒也是如此，顾炎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顾炎武的思想具有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成分。他的思想理论，与孔子的积极入世，改造社会是一致的，所以他能引用孔子的许多言论来论证自己的主张，但是孔子并非完全不讲性、命; 至于仁，讲得就更多了，因为这是他的政治理想的核心，孟子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所以第三段，顾炎武必须在论述上顾及这一点，留有余地，避免偏持一端而遭驳难。

这一段一开始就承认《孟子》一书言心言性是很多的，但作者随即拉回来，与孟子讲“出处去就，辞受取与” 的地方相比，证明孔孟更重视“行己有耻” 的问题。顾炎武举出了《孟子》一书中的例证：一是孟子肯定伊尹的 “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 ; 另一是孟子对于伊尹、伯夷“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 的赞扬。作者并不赞同伊尹、伯夷的思想，认为他们“不同于孔子” ，但他们一言一行讲究有“耻” ，讲求品德和节操，是作者所赞同的。

最后一段，作者总结以上的论证，用自己的语言来阐述 “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 的两条根本主张。按作者的说法，“言耻” 为作人的根本;而不从古人那里去追求广博切实的知识，他的学问就是“空虚之学” ，从而再次批判了那些空谈性命的迂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