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最后一封家书？

清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著名历史事件——“天津教案”。

因事关重大，曾国藩被清廷委任为直隶总督，全权处理此事。

当时，曾国藩已年至花甲。在此前写给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他曾多次提及眩晕症状以及眼病，身体状况并不太好。

基于这样的身体状况，他本想“拟再具折续假”，希望能多休息一段时间以保养身体，可当天津教案发生之后，朝廷委以重任，他又再度起行。

曾国藩言及，“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致负其初心。”

天津教案是一个棘手的案子，宛若烫手山芋。一方面是性情凶悍的外国，一个是群民激愤的天津百姓，曾国藩可以得罪谁？

得罪前者，或是国家之难；

得罪后者，却是一世声名毁于一旦之途。

曾国藩为了大局，为了不激成大变，陷入背负骂名的境地似乎也就难以避免。

由于事态紧急，由于结果难以预料，再加上他的身体状况堪忧，种种因素下，曾国藩心怀忧虑，以一种不惜一死的决心前往天津。

而在此之前，他给长子曾纪泽写了这么一封家书：“预嘱身后事望二子不忮不求”。

天津教案一事在此不表，有关曾国藩的褒贬在此也不多说。不是很清楚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资料，自行评论此事。在这里，我只想和大家聊聊曾国藩的修身之道，聊聊他在向儿子嘱咐身后事时提到的“忮”与“求”。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亦或是佛家，都讲究修身。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一生都离不开这两个字。

儒家有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先修己身，再齐己家，而后治国平天下。

其中，修身是基础。

曾国藩作为晚清名臣，作为后世美誉一完人，他对自己的修身工夫看得极重。

写家书，也是他的修身工夫。

比如说，他教育自己的儿子要以勤俭为务，而他自己当然也是这般做的。在教育儿子的同时，他自然也加深了潜意识里的勤俭念头。

只不过，曾国藩是一个极谦虚的人。他常常在家书中自我反省，认为自己的勤俭工夫做的还不到位。所谓“余平生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

如此云云。

当然，这只是一代大家的谦虚之词，或者说，这是他对自己要求太过严格的缘故。

作为后人，我们总是将曾国藩评价为一代完人，殊不知曾国藩向来不求全，不求完美，反而独独求缺，求缺憾。

这是他的厉害之处。

曾国藩深谙易经之道，懂得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的道理，所以从未求全，更别提自满了。

作为后辈，我们应该向先贤学习的，正是他的勤俭，他的自谦，他的自我反省，以及下面要说的“不忮不求”。

曾国藩说，“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

“略涉”，稍微读过一点书，这又是曾国藩的自谦话语。曾国藩好读书，每日必读，一日十页，长年累月，是何等阅读量？但即便如此，他还自言“略涉”。相比今多数人一年不读几本书的现况，他的“略涉”是何等令人敬佩。

他一生读过那么多圣贤书，在嘱咐身后事的时候，要告诫给儿子的一定是最重要的。

“以不忮不求为重”，就是其中精华所在。

所谓“忮”，竖心旁加一个支。

一者，害；二者，嫉妒；三者，忌恨。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已经说过，竖心旁，走心。忮就是一个走心的负面字眼。

不忮，也就是不害人，不嫉妒，不忌恨。

不因他人有功而嫉妒，不因他人有能力而嫉妒，不因他人有名有财而嫉妒。没有害人之心，凡事以凭良心为准则。

我们可以时常反问自身，是否会有忮心？

尤其是身边人有可取之处时，我们会不会分外眼红？

再是一个“求”字，觅也，乞也。

曾国藩的解释是，“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

人们一般都是求什么呢？

名和利。

得不到，想要求；得到了，又害怕失去。

我在之前写《黄帝内经》随笔时，也曾写过相关内容。

所谓名，是外界给予自己的评价。所谓利，是外界给予我们的利益物质。

大家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

名利，都是我们外求的产物。

当然，对于名利，我们可以求。欲望，本就是难以磨灭的。凡夫如此，圣人也如此。但是对名利的追求需要有一个度。

物无美恶，过则为灾。

再有曾国藩所写“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

如果所求过了度，欲望过了度，必定会成为患害。

一个容易知足的人，一定是最快乐的。反之，如果一个人贪得无厌，那他的贪心为一定会其成为痛苦的源头。

文章的最后，我想说的是，求可以有，但应该减少外求，而多多内求。忮心则不可有，有则去之。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我们本来什么都具备，心里什么都有，为何要一直向外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