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性别问题的常见隐喻？

1.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关于性别的争论开始进入公共领域。一方面这当然是随着自媒体的发展，使得日益觉醒的反性别主义的思想变成更多公开的声音，另一方面这其实说明关乎性别的冲突是相对无关痛痒的，讨论他们十分安全。

比如，以公益人雷闯为代表的性侵讨论爆发在疫苗事件后，很多人下意识地认为，这是在转移公共舆论的焦点，造成议题失焦。且不论这一推测是否合理，会产生这种推测，起码说明在人们看来，疫苗问题比性侵问题的舆论讨论对社会的某些方面伤害更多。

这几天关于明星娘化的争论也有点类似的味道——性别气质比教育公平似乎更便于来一场随随便便的辩论。

然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虽然关于性别的多数争论并没有直接指向某些特定的社会话题，但它们越来越成为一种关于权力斗争的隐喻。越来越多关乎到社会权力的问题，开始在性别争论的战场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所有关于性别的争论背后依然影射到更深层次无关性别的权力结构问题。

2、

我的一位朋友在朋友圈反问，怎么没有人说张国荣娘（其实是有的，只是我们这一代人里可能少一些，哥哥粉勿喷）。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娘不等于女性化，而是代表阉割；反对娘化不是反对男性气质中性化，而是反对对男性的文化阉割。

嗯，反对阉割这件事我非常赞同。

“娘”的贬义用法来自于什么时期，我暂时没有看到考据的资料。但不是很多年前，护舒宝曾有过一个“Like a Girl”的广告创意，在宣传片中用了一种最简单、直观的方式，告诉人们为什么要反对将女性性别作为一种贬义评价。我想，这和关于“娘”的争论有异曲同工之意。

相比于个别娘化的男明星，我们似乎对于塑造他们的娱乐行业、以及众多为他们这种气质买单的女性意见更大。如今这个世道，女人们靠消费的力量就能从文化上阉割男性，实在是不能忍。不过，我们好像对于消费长腿大胸白肤翘臀甜软乖巧的女明星没有任何意见嘛……

所以，真正导致我们恐惧的是消费主义和资本的力量，他们总是在提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消费产品，而当有一天人民群众审美分化了，我们突然发现原来自己没有拒绝那些不喜闻乐见的消费品的权利。虽然仔细想想，对于女性来说好像一直如此。

3、

很多人对女权主义的厌恶来自于，觉得她们（其实还有他们）简直像疯狗，看到什么议题都能上来扑咬一阵。因此有了“中华田园女权主义”这类污蔑的说法——你看，娘和狗都是用来骂人的。

但是这个比喻让我想到了进化论刚提出时，赫胥黎公开宣称自己为“达尔文的斗犬”。当时的宗教界看待科学主义者，大抵是类似的态度——这群疯狗。

这种现象说明，争论并非产生于某一个具体的议题，比如明星的气质，而是源于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存在一些能引起普遍性争议的要素。从女性主义的视角上解读，大概是父权制，即类似于家庭建立在以父亲权威所维系的关系中一样，社会中也存在类似的父权结构。

但很多问题被从女性的视角提出，并非因为它们仅是关乎于女性的问题。比如MeToo运动中，附带产生了关于男性遭受性侵的社会关注。很多问题首先由女性提出来，主要由于她们处于一个相对更不利的、需要为权利而斗争的地位之中。这种身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对于革命性这一问题的阐述来解释。

因此在性侵问题中，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来自于男性对于女性的性压迫，更是来自于日常生活中，建立在私密场景下、基于权力关系产生的具有人身依附性的社会压迫——熟人间的长辈小辈、师生、领导和下属。这种压迫，虽然以性之名，但其实未必真的都在于性。

4、

我觉得支持男明星娘化（这个说法好像有点奇怪……）的人需要考虑一个问题：确实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消费自己所喜欢的文化商品，但任何选择不仅仅在为一种商品提供支持，它也是在为产生这种商品的商业模式甚至权力结构做背书。

如果男性消费者没有权利去拒绝娘化的男明星，也就意味着女性消费者没有权利去拒绝对女性的物化消费。

同样，每位家长作为教育产品的消费者，有没有权利去拒绝那些不合理的教育产品？比如拒绝让孩子坐在电视机前来个摆拍、让父母替写个观后感？

性别符号在这些争论的过程中，有时成为一种隐晦的指代，它并不绝对的反映为争论者的真实性别，而常常伴随着对于他们所处的身份地位的表达。男性并不总是支配者，事实上他们也经常处于被支配的位置；有时候我们并不仅仅是为我们的审美喜好和生活习惯发声，而是表达我们作为被动接受一方的不满——这其实和女性在生活中发牢骚的状态很像。

5、

有一次我和一位领导一起乘电梯的时候，他指着同电梯的一个女孩子开玩笑说你应该主动解救一下剩女。我马上委婉地指出，根据数据（知乎某知友的数据分析）每存在一个大龄剩女，相应的就有四个剩男。

很多问题并不单单只存在于与女性相关的领域，而是普遍存在的。当我们没有从性别争论的视角去讨论时，这些问题因为过于分散而容易被我们所忽视。当下许多围绕性别展开的争论，实际上是通过女性的视角，把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用一种具有相关性的、讨论起来相对安全的方式联结在了一起。

比如家务分工，看似只是关于男女双方的个人化的问题，但它至少还涉及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公司制下的标准工作时间、社会对家政劳务的价值评估、社会生育政策甚至科技进步等很多方面的问题。同性恋也要为家务分担吵架，这你不能说还是因为性别歧视吧。

因此，女性和男性的身份在很多时候具有象征意义，前者意味着观念的接受方和挑战方，后者意味着观念的输出方和维护方。男性站出来反对明星娘化的现象，非常有意思，因为在很多时候，男性视角即为社会视角，而这一次，这种男性视角反而是一种个人视角。

6、

绝对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因为不平等来自于差异化，而差异化恰恰是人类社会存续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在于从社会制度层面，尽可能消除不平等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以促进个人福利的最大化。

从这个层面来说，性别争论背负着远超性别差异的深刻内涵。它或许表达为一种杂音，但这种杂音恰恰证明着进步的存在。